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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貧困鄉村
從外表看，石門坎幾乎是中國最貧困的鄉村：茅草屋觸目可及，屋里人畜共住。但原威寧縣教育局局長楊忠信可以毫不費力地穿過膝蓋高的荒草，找到已經廢棄多年的游泳池、籃球場。他手舞足蹈地一比畫，就復活了這個村落曾經十分輝煌的時光。
在石門民族中學一間四周沒有窗戶的校史館里，這段輝煌歷史被原原本本地記錄在許多老照片上。照片上面有一大片歐式建筑群，那是過去的石門坎學校。照片上還有一個大型運動場，里面曾經容納過100支來自全國的運動隊進行比賽。
自從1905年傳教士塞繆爾·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0～1915）將現代教育帶入這個村莊時開始，在那些長滿雜草、如今被用來拴牛的地方，曾經生長出一枚中國早期最優秀的現代教育的碩果。楊忠信覺得，當年那種“前赴后繼、薪火相傳”的教育，以及它所創造的奇跡，不應該被忘記。
柏格理辦學
在英國傳教士柏格理到來之前，石門坎和周圍所有的苗族村落一樣，不僅貧窮，文化也十分落后。當時，附近苗寨里幾乎找不出一個人能數到兩位數，幾個寨子里才能找出一兩個老人懂漢語。石門坎交通不便，直到今天，貴州公路網也沒有延伸到這里。沒有人知道柏格理通過什么方式到了這里。1905年，這個瘦高的英國男人開始在石門坎興建學校，并于第二年開始招生，開啟了讓當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
據說，他向當地的彝族首領要一塊地，說只需要“一張牛皮”大小就可以。首領以為微不足道，答應把這塊地送給他，這位牧師于是將牛皮割成細條，最后圍起來的土地足有80多畝。
這座最初只有一個“初小班”的學校，逐步發展擴大。到1912年，學校已經發展成一個完善的小學，設有高級、初級班以及男女兩部，并取名為“光華小學”。柏格理還在學校后面建造了宿舍、禮堂、游泳池和運動場。
來到石門坎之后，柏格理換下洋服，一身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人一同吃住。除了辦學校，柏格理還著手整理苗族文字和文化。當時，苗族并沒有文字，人們靠著古代歌謠傳承歷史故事。柏格理會同精通英文的苗漢知識分子，潛心研究，終于為苗族創立了簡明易學的拼音文字。這套文字在許多村寨沿用下來，直到今天。
這個英國工人的后代還把自己熱愛的足球運動帶到了石門坎，這讓石門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遠近聞名。
當石門坎學校第一批苗族學生小學畢業時，柏格理決定選擇其中的優秀學生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這批小“留學生”到成都學習，他們畢業后全部回到了石門坎，并成為當地第一代苗族教師。此后，這個傳統延續下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出發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光華學校變成了一座擁有小學和中學的現代學校。20世紀的上半葉，有很多這里的畢業生考取過碩士、博士，其中有10多人曾擔任省部級的高官。
不過，柏格理本人并未親眼看到這些。1915年9月，光華小學流行斑疹傷寒，這名51歲的英國校長因護理患傷寒癥的學生染病去世。
從目不識丁向流利英語的飛躍
這所艱苦的學校，卻徹底改變了石門坎。楊忠信能掰著手指，一一歷數這里創造的多個第一：這里興建了威寧縣第一所中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雙語教學學校，開了男女學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貴州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球場。這里有過中國最早的麻風病院和中國第一所苗民醫院。這里是中國境內首次發現和報告地氟病的地點。
現在，整個石門坎甚至找不到一個郵政所，但在當時，要從國外寄信到石門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寫下“中國石門坎”，郵差就能把信件準確地送到這里。
柏格理開啟的現代教育，讓石門坎變成學者筆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區”和“中國西南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當年石門坎留下的很多故事，如今還在被人津津樂道。
柏格理為石門坎帶來了西式的現代文化教育。盡管已經過去了幾十年，這個貧窮小村里仍然能碰到英語能力很強的老人。
在母校百年校慶上，有人曾回憶起30年代石門坎的某次體育運動會。當時完全按照現代標準設置的運動會，成為石門坎在當時最引人注目之處。無論是柏格理還是他的繼任者，都在發展教育、文化、技術、經濟的同時，把體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學校除了開設有文藝課、體育課，還開展足球、籃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徑、騎馬、歌舞等多項活動。
楊忠信還記得，當年的大足球場離學校有一公里，每周六學校都要組織學生去踢兩個小時球。得益于當年的鍛煉，楊忠信50多歲時還能在縣城和一幫幫小伙子同臺競技，“我打前鋒，能在場上跑個40來分鐘”。這個平日一直端坐著的老人說起這些，手舞足蹈地比畫著，并專門補上一句：“馬拉松長跑，我還是國家二級運動員呢！”
1934年，駐扎在昭通的貴州省第三綏靖區司令楊森聽說了石門坎足球隊的名聲，專門帶著他的軍人足球隊前來比賽，結果輸了兩場，贏了一場。臨走時，這名司令員硬是帶走了當地的幾名球員。
1932年，石門坎的運動會已經開到第21屆，貴州、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運動隊前來參加，連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威寧縣縣長雷新民也親臨現場。有人略作統計，發現比賽內容包括學生團體操、田徑、跳遠、跳高、撐竿跳高、三級跳遠、擲鐵餅、標槍、足球，高年級的國術十三路彈腿和拳術等。到1934年，第23屆石門坎運動會，吸引了從四面八方趕來觀看的群眾，足有兩萬多人。
這樣的輝煌，一直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當時，貴州省畢節地區參加國家和省足球比賽的隊伍中，有一半以上的隊員出自石門坎。當地許多人堅信，在1936年舉辦的柏林奧運會上，中國足球隊中就有來自石門坎的隊員，而在1959的國家足球隊里，石門坎人也不在少數。
幾年前，有個英國人來到石門坎，總是感嘆村民生活貧困、精神麻木。但有一天，他遇到一位農村老人——當年的石門中學畢業生，老人流利的英語脫口而出，并且亮出嫻熟的腳法，和他們討論足球。
前赴后繼薪火相傳
從石門坎走出的第一批小學畢業生開始，返鄉教學幾乎成為所有石門坎學生的選擇。他們往往外出攻讀本科甚至博士學位，然后回到學校教書。一份統計資料顯示，“文革”前，石門坎學校的歷任校長都曾是該校畢業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學歷。
眾多學子義無反顧地返回石門坎，再由石門坎源源不斷地把學生輸送到石門坎以外的苗族地區，使貧窮的石門坎得以成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學技術傳播中心、人才中心。
一名社會學家評價“石門坎現象”時說，這個“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環，與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方面，西部鄉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掙扎；另一方面，人往高處走、孔雀東南飛，在信奉市場經濟的今天成為流行的行為規則，于是一些進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農家子弟迅速地忘卻那些掙扎著的鄉親，迅速地忘卻自己的由來。而石門坎曾經的教育行為規則是“前赴后繼、薪火相傳”。
在這些教師的熏陶下，石門坎的學校里朝氣蓬勃。“球場上龍爭虎斗，教室內外書聲朗朗，樹蔭下三五成群學生在潛心復習。集會出操號聲響徹山谷，蕩漾在數公里之外。”現居昆明的朱艾光先生這樣描繪昔日學生生活的生動場景。每當客人來訪，全校都要禮貌地迎送二三里地，師生們不卑不亢，粗茶淡飯以招待賓客。
這樣的風氣，一直延續到1950年代初。當時，縣城的兩所中學都停辦了，石門坎中學也面臨教會津貼中斷、政府還沒接管的窘境。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差不多一年時間，但是石門坎上空的讀書聲一天都沒斷過。
石門坎奇跡
據楊忠信統計，石門坎走出過10個省部級干部、20多個地廳級干部，以及200多個縣處級干部。2005年，石門學校舉行百年校慶，云南、貴州、四川、香港等地的老校友和英國牧師柏格理的后人聚集一堂。他們中，最老的已經將近90歲，不少人拄著拐杖，坐著輪椅，或由兒女攙扶而來。
談話間，老人們說起石門坎的奇跡。有人這樣指出石門坎的啟示意義：如果說教育文化低落的主要因素是經濟貧困，那么石門坎從前的經濟也很貧困，窮人求學、窮人辦學，石門坎文化奇跡是在貧困的經濟基礎上取得的。
一名白發蒼蒼的老人時隔多年后回到故鄉，說起兒時就讀過的大教室，激動不已：“在天邊都看得見石門坎的上空幾顆亮亮的星星，誰不跑來呢！”摘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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